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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觉

有因有缘集世间,有因有缘世间集;有因有缘灭世间,有因有缘世间灭。

 
 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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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转载】佛教与儒家  

2017-06-29 15:31:55|  分类: 传统文化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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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转载自gky1966《佛教与儒家》

佛教与儒家  

2011-11-20 21:17:11|  分类: 【细雨杂谈】 |  标签:温柔细雨   |字号 订阅

 

 

求佛,问佛,佛曰:苍生难渡 - 温柔细雨 - 一丝小雨盈盈而落......

 

佛教与儒家

轻轻松松看手相【图文版】 - 温柔细雨 - 一丝小雨盈盈而落...... 

 

求佛,问佛,佛曰:苍生难渡 - 温柔细雨 - 一丝小雨盈盈而落......

 

  

     佛教于东汉时传入我国,佛法不但在我国的宗教方面占尽优势,在文化方面,也有十分深远的影响。相对的,佛教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,逐渐形成中国化的佛教,深具中国文化的精神与特色。

  两汉时期独尊儒学,整个社会思潮皆以儒家思想为主流。佛法传入东土后,由于与儒家思想有许多殊异处,也有不少共通点,因此一经接触,便互相激荡排斥,也互相融摄吸收,终于形成一股澎湃的新流,使得中国文化日益壮阔。

  佛、儒思想由相拒而相和,其间经历一段相当长的演变过程,就佛教而言,融入浓厚的中国色彩,形成中国化的佛教;就儒家而言,吸取不少佛法的营养,从而复兴沈寂千年的儒家,有所谓的“儒表佛里”、“援佛入儒”的理学。

  事实上,无论是儒家或佛教,从今日的观点来看,皆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血肉,难以分割。

儒家思想与佛教思想的比较

  早在释迦牟尼佛之前,印度从奥义书到六派哲学,都以研究生死问题及解脱生死为归趣,直到佛陀,更加以归纳综合,创立佛教,因此以释迦牟尼佛思想代表印度文化。佛法的内容是三藏十二部,所探讨的主题,是以人生解脱为中心,兼论及宇宙等问题。

  在五千年历史的中国,孔子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。孔子继承二千五百年来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,以礼、乐等六经为本,有系统的综合整理和树立一套道德伦理,这就是儒家思想。自此以后二千五百多年,一直受其影响。所以,中国文化以孔子的儒家为代表。

  佛儒思想,自隋唐以降,曾经彼此融洽、调和,互相影响销融,但二者还是各具特色,自成一家。今比较概述如下:



  中国历代文化以儒家思想为其主流,儒家学说则又以伦理道德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,而孕育此民族精神者,首称孝道。因此,历代典籍莫不以孝道为其主旨,其中尤以孔子言孝最详。比方说:“夫孝,德之本也,教之所由生也。”又说:“惟孝友于兄弟,施于有政。”所谓“求忠臣,必于孝悌门者”。因为一个人要能忠于职,忠于国,忠于民族,首先就必先求其能孝于父母,友于兄弟。父母的恩德昊天罔极,因此一个人如果对父母都不能行孝,而希望他能对人尽忠,岂不是缘木求鱼!

  讲到佛教的伦理道德,也是以孝为宗,以孝为戒。所以,昔日佛陀曾为净饭王抬棺,成为众生报答父母劬劳之恩的典范;亲赴忉利天宫为母说法三月,俾使世人行孝奉亲;教导弟子目犍连设盂兰盆会,救度他的母亲脱离地狱之苦。此外,佛经中关于阐扬孝道的经典尤多。诸佛圣贤莫不以孝行为百善之首,视作立论之道,因此,佛儒的伦理观实无冲突。

  佛教最重孝道,佛陀在《善生经》中揭示为人子者奉事父母应当:“一者、能奉养使无乏;二者、凡有所为,先白父母;三者、父母所为,恭顺不逆;四者、父母正令不敢违背;五者、不断父母所为正业。”在《大宝积经》中说:“夫父母者,皆愿利乐所生子故,难作能作,能忍一切难忍之事。假令种种不净秽恶,皆能忍之。乳哺养育,无疲厌心。”佛陀强调父母的恩情,是要人们由体认父母无限的慈爱而引发孝道的思想。

  孝是众善的根本,若无孝道,则无以为善,所以说“百善孝为先”。孝有世间孝与出世间孝二种,世间的孝道是现世孝,譬如儒家认为甘旨供养,使父母现世安乐,衣食无缺,光宗耀祖,就是孝。出世间的孝道是永久的孝,不仅要孝养现世父母,接引父母学佛,使他们免于轮回之苦,就是过去世的累劫父母也要救度,使他们解脱六道轮回,了生脱死,永得安乐。因此,佛教所说的“孝”是世出世间的大孝。

  儒家注重家族制度,为维持代代香火不绝,认为继承家嗣是人生最重要的事;而佛教的割爱辞亲出家,有乖无后为大之义;断发燃顶,有违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之训。然而佛教却是以出家为大孝。因为佛教的辞亲出家,是为了广度众生,报答亲恩,更是大孝。法琳的《破邪论》卷上说:“夫出家者,内辞亲爱,外舍官荣,志求无上菩提,愿出生死苦海,所以弃朝宗之服,披福田之衣,行道以报世恩,立德以资三有,此其大意也。”强调出家行道是报四恩,以救济一切众生为目的。

五戒与五常

  古今中外,各个国家为安定社会,纲纪人伦的立法条目,都不能超越五戒的范畴。儒家的五常: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就是佛教所谓的五戒。不杀生曰仁、不偷盗曰义、不邪淫曰礼、不妄语曰信、不饮酒曰智。但儒家的五常,仅止于勉人律己;而佛教的五戒,约自利而言:受持五戒就是入道的正因,若能精进不懈,则惑业渐消,功德渐长,最后得证圣果。约利他而言:五戒是净化人心的良药,一人受持,一人得益;万人受持,万人得益;若全世界人类共同受持,则大同世界指日可待。

慈悲与仁

  《缁门崇行录》说∶“仁义礼智,人之四端也,而仁为首;慈悲喜舍,佛之四心也,而慈为先。”儒家的仁爱与佛教的慈悲,经常被相提并论。

  儒家所说的“仁”,从语原学来说,是二人的组合,孔子就是用“仁”来论述人与人的相互对待的关系,所以儒家说: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。”又说:“推己及人。”在儒家的观念里,爱有亲疏,爱由亲始,从尊敬自己的长辈推而及于他人的长辈,体恤自己的幼小广被至他人的幼小;从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,进而亲戚、朋友,由自己血缘至亲推广开来去爱和自己相关的人。甚而爱心越扩大,连亲疏差别都泯除,这就是民胞物与、物我一体的胸襟,也就是佛教“无缘大慈、同体大悲”的心怀,简要的说,儒家的仁是从五伦“父子亲,君臣义,夫妇别,长幼序,朋友信”,进而扩大到“人饥己饥,人溺己溺”、“恻隐之心”的发挥。

  佛教的慈悲是主动积极的拔苦与乐。《梵网经》云:“一切男子是我父,一切女人是我母,我生生无不从之受生,故六道众生皆是我父母。”佛教的慈悲是建立在众生平等上,视一切众生与自己平等一如,一切有缘无缘众生都要度化摄受。因此佛教的慈悲像源源不断的活水,累劫累世绵绵无有止尽。例如地藏菩萨的“地狱不空,誓不成佛”是永恒的慈悲;观世音菩萨的“千处祈求千处应,苦海常作度人舟”,也是永恒的慈悲。《金刚经》的“无我相,无人相,无众生相,无寿者相”,是一种无私无念的自然悲行。《法华经》的“今此三界,皆为我有,其中众生,悉是吾子;而今此处,多诸患难,唯我一人,能为救护”,是诸佛如来的慈悲,其力量无限的大,程度无限的深,内容无限的宽,对象无限的广,价值无限的重,利益无限的多。

  所以,佛教提倡素食,以慈悲为怀,就是由于体认因缘法、众生平等、法性一如的真理,以慈悲的精神,建立自他互易、怨亲平等的观念,爱护一切众生。如古人说:“为鼠常留饭,怜蛾不点灯。”古人为了怜悯老鼠饥饿无食,特地留下剩饭;为了慈恤飞蛾扑火,不敢轻易点灯,在慈悲之前,原本令人厌恶的老鼠也得到了难得的关爱。至于儒家所主张的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、“见其生,不忍见其死,闻其声,不忍啖其肉”、“君子远庖厨”等,也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中道与中庸

  “不偏之谓中,不易之谓庸;中者,天下之正道,庸者,天下之定理。”儒家以中庸为道德的最高标准。

  佛教讲不落两端的中道似乎与儒家的中庸相近,事实上,较之中庸之说,其内容更为深广。因为儒家的中庸,重于人道;佛法,可说一切都是中道。

  中道是佛教的根本立场,是离二边的极端、邪执,取一种不偏于任何一方的中正之道。佛教认为在修行上,要不偏于苦行或纵乐的生活;在思想上,要不离于有或无、常住或断灭两种极端的见解。所以,中道具有实践上与理论上的两种不同意义。在实践意义上的中道,以实践八正道为主;在理论上的中道,可以说就是“缘起”,也就是“空有不二”、“即真即俗”、“色心并举”的智慧。如《金刚经》讲“应无所住而生其心”的道理,所强调的就是佛法的中道生活。有了中道的生活,不但能不被八风所吹动,而且能在佛法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,这就是智慧,就是佛法。

业与命

  孔子认为人的实际遭遇由命决定,而个人的道德修养、国家的政治廉明,则决定于人的行为意愿,他说:“仁远乎哉?我欲仁,斯仁至矣。”当政治理念不为诸侯众人采纳时,孔子会自我安慰:“老天是了解我的。”这说明他对“天”的信仰,但他也曾说,得罪了老天,祷告是没有用的,这又显示孔子并非凡事崇神迷信。阐扬孔子思想的孟子主张:“爱人者,人恒爱之;敬人者,人恒敬之。”这些说法近于佛教的因果业报论,不过佛教说业力是自己创造,不由神力;业报是机会均等,绝无特殊;业是善恶因果,决定有报。因果通于过去、未来、现在,所谓“欲知前世因,今生受者是;欲知来世果,今生作者是”。了解“善恶因果决定有报”的三世因果观,可以让我们舍恶行善,转恶缘为善缘。尤其从三世因果观中,知道业道众生世世生生轮回,互为眷属。有了这层体认,必能激发“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”的慈悲心。能够清楚的认识因果业报,必能把握业力而谋求自己的幸福。

  孔子说他“五十而知天命”,但是佛教主张除了顺应天命、乐天知命外,更要进一步洗心革命。因为佛教的业是前途光明,希望无穷的,业的定律告诉我们,自己的前途操纵在自己的手里,即使犯了滔天罪恶,只要依照佛陀所教导的法门,洗去心中的尘垢,净化生命,终有天清月现,朗照大地的时候。

以人为本

  在中国历史上,先秦思想文化首度出现重大转折,是在春秋时期的孔子。孔子之前的思想界所强调的是对“天”、“帝”的信仰,“天”不仅是众神之首,而且是社会政治道德的立法者;宇宙的秩序,万物的生长,乃至世间王朝的更替,国家的大事,一听“天命”。从孔子起,开始把视野转向现实界,把眼光转向人,注重对人事的探讨。而佛陀出生在人间,修行在人间,成道在人间,说法也是以人为本,期望人能学佛、行佛,达到离苦得乐的解脱境地。着重人间教化,以解决现世困厄为课题,佛儒双方的立场是一致的。


  佛教与儒家皆是主张以“人”为本,但两者间不同的是,儒家的修持阶位是属佛教“五乘”(菩萨、缘觉、声闻、天、人)中的“人乘”,以获得现世福乐为旨趣。

  佛教是人间的佛教,六祖大师说:“佛法在世间,不离世间觉,离世觅菩提,恰如求兔角。”佛教认为学佛的最终目标是成佛,但是要进趋佛果的前阶却是做人,所谓“人成即佛成”,把人做好,佛果也就完成。做人的条件很多,儒家说的是忠、信、孝、悌;佛教则说布施、持戒、禅定,这三者不但能让我们将人做好,并且能使我们进一步生至天上;而人天福若是具足了,必能从人道渐次进入佛道。

自利利他

  儒者是经过致知、诚意、正心而完成修身的目的,学佛者则以戒、定、慧三学为修持,两者都是以自利利他为宗旨。佛教认为菩萨以利他为先,从利他中去完成自利。所以经典上说:“自未得度先度他,菩萨以是初发心。”儒家虽然也是“己欲立而立人,己欲达而达人”,时刻不忘仁民爱物,不过在修学的过程,必先完成修身。能修身,然后能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因此,佛、儒皆认为:为学皆以修身为本,成圣成贤必须先从修己做起;但是佛法主张完成自利的同时,可以广度众生,庄严国土,儒家则以为修其身而后能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
  佛教的自利利他,可以说是无限的深广。谈修身,是要彻底地去除我见,达到自在解脱;儒家的修身,虽然和佛教意旨相近,但是深度却不够。至于佛教的利他,论对象,不光是人类,且遍及一切众生;论时间,不但是现在,更尽于未来际;论空间,则遍三界,不舍弃一个众生。儒家但着重于人类,止于现在,局促在这个小天地。

  又范仲淹在<岳阳楼记>中说∶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。居庙堂之高,则忧其民;处江湖之远,则忧其君。是进亦忧,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?其必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欤!”儒家积极入世的精神于此表露无疑。然而儒家所谓的“天下”,始终以政治为要,因此“学而优则仕”。修身、齐家的目的,往往是为了治国、平天下,但事实并不能尽如理想,或陷溺于名利追逐中,逞个己之私欲;或道行不通,只能独善其身,明哲保身。

  佛教在利己利他的修行过程中,强调菩萨道的无我精神,能淡泊名利,不慕荣华,不逞私欲,不贪求、不分别、不执着,只要是不危害社会而能利于大众的工作,都愿意尽心尽力的努力负责去做,为大众谋求真正的福利。

儒家与佛教的交互关系

  佛教自传入中国以来,与儒学始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,兹以我国历代学术思想的演变略加说明。中国学术思想的演进约分为六期∶

  春秋战国时期,百家争鸣。

  两汉时期,儒学独尊。

  魏晋时期,道家特盛。

  隋唐时期,佛学昌明。

  宋明时期,儒学复兴期(佛儒混合期)。

  有清一代,古学综合期。

  儒家思想于春秋战国时期崛起,至两汉时期取得传统文化的领导地位。此时佛教初传,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相当的排斥,被视为神仙道术的一类。佛教徒为了让国人接受此一新的信仰,往往藉由儒、道的经典来说明佛教义理的价值。《牟子理惑论》便是东汉末年牟子融和释道儒三教思想的作品,论述佛教并不违背儒家与老庄思想。

  东汉儒家对佛教的非难主要是:僧侣断发违背《孝经》的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”;僧侣不婚无后,有违孝道;僧侣剃须发、披袈裟、袒右肩,见人不行跪拜之礼,违背服饰行仪的礼制。这些问题即使在东汉以后,依然是历代佛儒争论的重点,如东晋慧远大师就曾作《沙门不敬王者论》、《沙门袒服论》驳斥之。

  牟子以儒家经典或圣人言行为依据,说明僧侣的行为举止有其更崇高的道德意义,非比常人;更引用孔子言论,明示儒者对圣道的理解要灵活应用,注重其动机,不拘小节。慧远大师则指出印度与中国的习俗不同,且僧侣乃出世修行者,与世人有别。他又进一步表示,只要实行儒家的仁爱和佛教的慈悲,则世间将趋于和谐统一。牟子与慧远大师都是佛教徒致力调和佛儒的有力证明。

  以现代观点来看僧侣断发违背孝道的问题,可知“身体发肤,受之父母,不敢毁伤”一词虽是孝心的表现,但并不是一味的以愚孝的态度,终其一生不剃头、剪发;或遇有病痛,需动手术开刀割除肉瘤,则不予以治疗;人死后,躯体必会腐烂,为要尽孝,而妄想能不死。再者,僧侣断发之举,实以去除烦恼执着,现大丈夫相的决断精神,破色身之执,求法身之证,应尚其精神,不重外相;僧侣不婚的行为,有其更崇高的大爱精神,舍小我而成就大我,没有个人家族的观念,以一切众生皆是我的父母、我的亲友,慈悲对待,真正实践儒家所谓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,幼吾幼以及人之幼”的精神,达到佛教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的慈悲精神。

  到了魏晋时期,道家特胜,以儒道融和的老庄玄学为思想主流,佛教则被认为是玄学的一类,因而引进大量佛经,《般若经》尤其受到欢迎。此一时期形成以老庄哲学解释佛经的格义佛教,吸引许多士大夫学佛,以佛儒融和来接受佛教。

  隋唐时期,三教融和的结果,终于使佛教开花结果,自成宗派,达于鼎盛。此时三教仍然不断交融,佛教提出忠君尊王之说,宣传佛教对孝道的尊崇,且尽量把佛儒的道德观相比附,又以佛教的戒律类比儒家的德目。另一方面,道教也不断与佛儒共融,渐渐形成三教同源论。

  儒学经过隋唐的衰微期,直至北宋才有改观。韩愈主张复古,他在《原道》一文中说∶“孔子传之孟轲,轲之死,不得其传。”说明儒学名存实亡,有千年之久,于是在此期间,佛教又受到儒家学者强烈的攻击和批评,其所排斥的理由不外就是,佛教违背伦理纲常,佛教危害王道政治,佛教是夷夏之辫。但往往排斥愈烈,所受的影响则愈深,而且佛教此时在中国已有深厚的基础,儒家唯有主动吸收佛教哲学才能走出一条生路。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,“理学”诞生了。

  隋唐佛教三百多年的昌明时期,所讨论的都是心性问题,其所涉及的范围既深且广,所谓“明心见性”、“即心即佛”、“性体圆融”都是从不同的角度建立各宗的心性论。至于宋明理学家就在这几百年间反覆讨论心性论的问题,而吸取其中重要的思想,与儒家的纲常名相结合,形成理学,一改过去儒学只重视经论文字及外表的礼制仪节,从而重视追求生命的究竟真实,使得儒家在两汉衰微后,再度复兴。

  理学是融和、吸收佛道哲学理论,把儒家伦理道德观加以哲理化、神学化的产物,着重“心性”与“天道”的阐述,主张天理为本体与至善。宋代的新儒家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颐、程颢、邵雍等人,于出入佛老之后,各有一番心得理论。到了南宋,更加发扬光大,如朱熹衍生出天理在人心的“心性论”,认为人要格物才能致知;王阳明则受禅宗“明心见性”、“人心即佛性”的影响,提出“心即理”之说,主张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人,最后以“知行合一”来圆满人生。

  明朝亡国后,在满清统治下的汉儒纷纷检讨理学的流弊。他们认为理学空疏无用,导致亡国,提倡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经世致用之学,并视为真儒学,被后世称为“新经学”。然而受到满清政府的高压禁止,新经学渐渐沦为脱离现实问题的考据学。

  鸦片战争后,西风东渐,至此,儒学可说是真正没落了。清末民初出现了一些革命思想家,企图透过改革,挽回国家的命运,其中以康有为、谭嗣同、章炳麟等最有贡献,他们的共同点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。康有为所著的《大同书》虽依据儒家《礼记.礼运篇》,却以佛教的华严思想来说明大同世界。基本上,康有为对传统的儒教是持批判、改革立场的。谭嗣同通达法相、华严,是一位研究佛学的居士,他重视佛教的菩萨道,主张融通佛儒二教,并提出佛教的宇宙观与自然科学相符之说。章炳麟则完全依据佛教的自觉理念,建立革命道德的理论基础。他们所推动的自强革新运动虽然失
败,却引导人们思维传统思想革新的路径。五四运动,先进知识分子对儒家传统文化加以批判、扬弃,使得儒家的道统彻底崩溃。

  二十世纪初,在全盘西化思潮的刺激下,产生新儒家学派,以梁漱溟、熊十力等为代表人物。梁、熊熟谙中国传统学术思想,吸收西方哲学与新知而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复兴。梁漱溟一生兼综儒佛,希望以佛教的清净真心完成儒者事业,以儒者事业实现佛教的宗教修养。他努力推展乡村建设,却没有成功。熊十力融通佛儒思想,提出“新唯识论”,希望透过文化的宣导达成革新,以挽救国势。新儒学派对近代中国的学术思想演进不无贡献,可惜时至今日,中国儒家的伦常价值观已不复从前。

人间佛教的佛儒交融

  佛陀成道后,周游五印,说法四十九年,所言所行都是契理应机的人间佛教。佛陀入灭后,印度佛教逐渐分化,经过部派、中观、瑜伽等演进过程,传入中国后,其面貌已有别于原始佛教。佛教在中国,与中国文化交融,至隋唐时代大放异彩,宗派林立。其中,禅宗独具一格,主张“不立文字,见性成佛”。到了六祖惠能大师,提倡“即世间求解脱”,还回人间佛教的本来面目。

  《六祖坛经》云∶“若欲修行,在家亦得,不由在寺。在家能行,如东方人心善。但心清净,即是自性西方。”这种平实入世的风格,使禅宗的发展迅速普及,亦深得讲究三纲五常,修身齐家的儒者认同。唐宋儒者在人间佛教的接引下融入佛道,走向着重心性理学之路。

  晚清时期,国家多难,内忧外患,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倍受打击,各家纷求革新复兴之道。明代以来,被赶入山林的佛教,在面临教难的危机下,幸逢民初太虚大师积极提出改革,以“人生佛教”为号召,倡导大乘佛教利生济世的精神,引导现代社会的人心和正思,观察民族心理特点为何,世界人类的心理如何,希望藉由佛教来达到世界和平。太虚大师曾说:“中国二千多年文化的主流在儒,故在中心不得不行此人生的佛教。”又说∶“只有学成了一个完善的好人,然后才谈得上学佛。若人都不
能做好,怎么还能去学超凡入圣的佛陀呢?”因此,唯有本着佛陀的精神,以出世的思想做入世的事业,才能让自己让国家更祥和,更安定,更有希望。

  人间佛教以五乘共法、五戒十善、慈悲喜舍、六度四摄、因缘果报、禅净中道为基本思想内容,融和了中印佛教,并涵盖了中国数千年来的思想文化精髓。佛教对儒家予以“人乘”的定位,佛儒依然继续交融。

  中国佛教与儒家关系密切,无论是思想渊源或内容,双方都有深厚的交互关系及影响。宋朝契嵩大师在<寂子解>中说∶“儒、佛者,圣人之教也;其所出虽不同,而同归乎治。儒者,圣人之大有为者也;佛者,圣人之大无为者也。有为者以治世,无为者以治心。”宋朝孤山智圆大师也曾说∶“夫儒、释者,言异而理实,莫不化民,俾迁善远恶也。儒者,饰身之教,故谓之外典也;释者,修心之教,故谓之内典也。惟身与心,则内外别矣。生民岂越于身心哉?非吾二教,何以化之乎?嘻!儒乎、释乎,其共为表里乎。”佛、儒二者的交融,正是人间佛教的基本精神,要先入世后出世,要先度生后度死,要先生活后生死,要先缩小后扩大,以“不为自己求安乐,但愿众生得离苦”的精神,建设人间净土。

  当代人间佛教具有传统佛教的出世思想,更具备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,强调随顺世间,利乐有情,把“利他”、“济世”做为学佛的根本。人间佛教至今已开花结果,奉行人间佛教的国际佛光会遍布世界五大洲,这也正是中国文化的发扬光大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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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音:无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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